肖先生是个矮子,但我和他在一起,他就不那么矮了,而且很有一些儒雅之气。我们都喜欢坐着与人照相。几十年来,我与他同时在西安城里生活,他搞理论批评,我弄文学创作。因为都家居南护城河岸,总有南城门口碰着的机会,立于城墙下,一对那般矮着,说些文坛上的事情。我的创作,他一直是关注的,也写下一些评论,他说他是为我做了嫁衣的,我说,不,应是我做衣嫁你吧。比如收藏,古董是在一个一个人的手中辗转才成为了古董,其实并不是人收藏了古董,而是古董在收藏人。像我这样的一批弄创作的,几十年里,由幼稚的作品一日复一日使他这样的人成熟了自己的理论批评体系。
前些年我出游到了浙江,对绍兴有了很复杂的感情,初到绍兴城,城里的人个头都不高,使我很自在,但绍兴有过鲁迅和马一浮,所有来的高个人却又觉得矮了,我就越发觉得自己不但矮而且猥琐。回来后一次聚会吃饭,饭桌上一条鱼,大伙只吃鱼身,却不吃鱼头,肖说:没人吃吗,我吃呀!吃得特别仔细和兴趣。我便想起南方人的吃相,遂说起在绍兴的感想,他说他原籍就是南方的,我听了,明白了一切,遂也有些闷气,干吗呢,“既生瑜而何生亮”!
在我的感觉中,北方的理论批评家的文章犹如下象棋,南方的理论批评家的文章又像是下围棋,各有肥瘦短长,曾感叹,谁若能南北风范集于一身,谁必能成就大的气象。肖先生可以说就有这番面貌,他应该归于国内理论批评的一流。他的声名也许并不显赫,西安地域成于他也碍于他,他真的是有些委屈了。因为北京或上海,那里的报刊面对的是全国,西安的报刊只向于一隅。而他的文章又大多发表于西安报刊,国内的文坛多少疏忽了他的存在。
在他十分年轻的时候,提出过关于散文创作的“形散神不散”观点,此话姑且不论有多大准确性和概括性,实际是影响了数十年的国内散文创作。20世纪80年代末,他又最早研究中国西部文化和文艺的问题,撰写和出版了国内第一部《中国西部文学论》专著,主编了六本的“中国西部文论丛书”。90年代他又集中对长安文化的内质、特色及其在中华文化构局中的定位、作用做研究。几十年来他多次去国内外丝路做段落性考查。最近三年,他竟然坐汽车三次长途跋涉于丝绸之路,足迹遍及31国92城,每次在路上跑整整两个月,三次180天跑了八九万华里,真乃名副其实的“八万里路云和月”了。途中写了百多篇文章,在各报刊发表,后又结成三个集子出版。要知道我这位老兄已是年过古稀的77岁老人了,真让人不由敬佩。这一壮士之举极具古代豪侠之风,一时传遍社会各界,西安城里更是沸沸扬扬。而他又重新埋头于青灯黄卷之中。
老肖是较早意识和尽力完成自己独立体系的理论批评家。他不善于张扬和炒作自己,但成果扎实,当文坛时尚之风阵阵刮过之后,他开始水落石出,价值以实力渐渐被国内文坛认知和钦佩。去年,我在我的书房写过四句话贴在墙上:“圣贤庸行,大人小心,静坐玄思,不知不觉”,这话还真适应于他。
在陕西的任何文学、艺术以及文化研讨会上,每有发言立即会场寂静、大家洗耳要恭听的,其中总少不了他和李星先生,他们阅读面广,了解国内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状况,批评的坐标高,自己的感觉又好,见解独到鲜活,概括归纳准确。他是智慧型的,又是才子型的。所以,肖先生也写散文随笔,也热爱书法。我每每见到他出门总记得提包里要装上毛笔印章,而在书法表演中得意忘形,其形状很是率真可爱。
这些年,除了单本的专著和散文,肖先生还推出了《对视》书系五册,《雩山》书系四册,《长安》书系两册,《丝路》书系四册,可以看出此人释放的能量有多大,思维是多么活跃和丰富,劳动是何等繁重而艰辛。我是畏惧这样的人,更是尊重这样的人。 (编辑:红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