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重点：

• 1“单王”孔先生确诊消息曝出的前三天，李亮刚做完核酸检测，等待过程忐忑不安，直到看到阴性结果才长长舒了口气。当天，他花6元钱买了一瓶啤酒，两只鸡爪，自顾自庆祝了一番。
• 2同行的确诊，让李亮再次感受到那种恐惧。第二天出门接单时，他耳朵上挂着的口罩，从一个变成了三个。确诊的孔先生和戴三个口罩出门的李亮，都是全国600多万外卖骑手中的一份子。
• 3疫情之中，作为“城市里的毛细血管”，骑手们过街串巷，既能解决居家者的一日三餐，也为他们减少了四处流动带来的感染风险，而这种减少，实际上是骑手自己把风险承接了过去。

那一天，27岁的北京外卖骑手李亮被吓得不轻。

6月23日，北京疫情通报确诊病例中有一位47岁的骑手孔先生，听到消息那一瞬，李亮脑中立马浮现出一个画面：一位50岁上下的新冠患者，临死前拼命想要呼吸，怀着溺水者一般强烈的求生欲，足足挣扎了一分钟，直到最后死亡。

那是身在武汉的昔日战友传来的视频，死者是战友的父亲，时间是3月28日凌晨2点40分。那是疫情蔓延两个月以来，李亮受到的最直观的冲击。看完视频，他哭了很久，“活生生被憋死的。”

同行的确诊，让李亮再次感受到那种恐惧。第二天出门接单时，他耳朵上挂着的口罩，从一个变成了三个。

确诊的孔先生和戴三个口罩出门的李亮，都是全国600多万外卖骑手中的一份子。疫情之中，作为“城市里的毛细血管”，骑手们过街串巷，既能解决居家者的一日三餐，也为他们减少了四处流动带来的感染风险，而这种减少，实际上是骑手自己把风险承接了过去。

孔先生和李亮，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骑手身上，折射了疫情中很多普通人的人生故事。

他们都有自己的关切，像孔先生，每天工作14个小时，送50个外卖单，然后骑电动车接妻子回家。

他们手停口停，不能失业，新冠病毒虽然可怕，但比起被感染的遥远和不确定，每天跑多少单，挣多少钱才是最迫近的。

△ 2020年6月19日，北京西城展览路。来源：人民视觉。

“单王”孔先生确诊之后

说起孔先生确诊，李亮有些后怕。“他一天送50单，至少接触了50个顾客，还有中间的商家，其他骑手，这个范围太大了。”

消息爆出的前三天，李亮刚在平台的安排下做完核酸检测，等待过程忐忑不安，直到看到检测单上写的是阴性，他才长长舒了口气。得知结果当天，他花6元钱买了一瓶啤酒，两只鸡爪，自顾自庆祝了一番。

6月23日，李亮两个小时内接了12个电话，父母、奶奶、妹妹、妹夫、姑姑、舅舅……家里只要是有电话的，都打过来了，原来家人看到新闻担心起他的安危，纷纷打电话关照，同时催促他回去。

李亮老家四川成都，去年早早买了回家的火车票，但临近春节，收到铁路局消息，疫情期间不通路，车票钱全额退还，他无奈只有在昌平出租屋里过春节。年三十晚上，两瓶啤酒，一只猪蹄，权当年夜饭。

新冠疫情首次爆发以来，北京应急响应级别先定为一级，而后调整为二级，再然后是三级，6月再由三级调整为二级。李亮阴差阳错地“踏准”了调整的节拍，将回家的时间延后了近半年——三次准备回成都时都被告知说不行。

孔先生确诊后，和李亮一样自行调高警戒的骑手不少。“就拿田老师红烧肉来说，解封期间外面最少停着6辆车，后来就没了，骑手之间至少保持20米距离。以前是5、6个人凑一块抽烟说话，那两天结果没出来，都自觉地离得很远，车停门口，钥匙都不拔，拿到餐就走。”

平台的时刻提醒也让氛围紧张起来：要求骑手每天把健康绿码发群里，发口罩，提醒不扎堆，通过“微笑行动”（美团平台的一个检测系统，骑手按系统提示拍视频）每日多次检查骑手是否戴口罩。

当然，也有骑手更关注接单。

听到孔先生确诊的消息，24岁的王鹏第一反应是，“这是个‘单王’，一天400元收入打底，就算隔离14天，也有这个经济实力（耽误）。”

“单王”是一个区域接单最多的骑手，通常意味着连续一个月，每天跑够50-70单。每个区域20来个骑士，也就前面6、7个争1个单王。

“单王”一月一封，会受到系统的优待。“整个片区的单子优先分给他，然后才是我们。”王鹏说。

孔先生确诊使得王鹏所服务的回龙观片区受到波及。“有谣言说他在回龙观活动，其实差得远，距离太远的单子不挣钱，我们不过去，那边的骑手也不会过来。”

但流言的效果依然显著。“平时从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10点，单子都不间断的，一分钟一个，特别多。今天（6月28号）我跑回龙观，运气好的话十几分钟来一单，运气不好的话，半个小时、一个多小时都不来。”王鹏说。

△ 2019年美团在职来源于国家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外卖骑手月收入分布，图源：《2019年外卖骑手贫困报告》

疫情、投诉、罢工与谅解

王鹏在疫情最严重时也没有停工，春节回山西老家待了五天后就返京上岗了。他说，压根儿就不回家过年的骑手也很多，春节期间单价高，奖励多，“高峰期一个月挣七八千，再努努力一个月就能一万多。”

单子多，与顾客的摩擦也多。2月份的某天，他一天之内收到两个投诉，均来自同一单，那位顾客上午投诉了不解气，下午又追加。彼时小区封闭，王鹏致电让顾客下来取餐，对方没说什么就下来了，但取餐时轻轻地说了句，“你就不怕被投诉吗？”

一个投诉罚款500元，两个1000元。跟分包商的领导解释后，领导发“善心”，总共只罚了他100元。

还有一次，顾客拒绝下楼取餐，王鹏解释保安不让骑手进，对方说，“我不管，配送是你们的事”。王鹏很气愤。但气消后，他表示也能理解，“有些小区的外卖取餐点设得不合理，从1号楼到85号楼，要过三条街，步行15分钟，又是冬天，等取到饭都冷了……”

整个2月，要不是有一次闹罢工，王鹏总共要被罚款3100元——超时、投诉…最要命的是顾客点“配送原因”取消订单——“就算是一杯26元的奶茶，骑手会被罚款一千元”。

一天中午，区域里的30多位骑手觉得被分包商克扣得太狠，一致罢工，以示抗议。停工不到一个小时，分包商就妥协了，对他们作出了不扣钱的口头承诺。

外卖骑手与互联网平台大致存在两种类型的用工模式——专送模式（全职）和众包模式（兼职）。

专送模式中，平台将配送业务分配给加盟商或者分包商，分包商自行招募骑手，骑手与平台之间只是劳务派遣关系，对骑手的实际管控权则落在分包商手里。

众包模式中，骑手与平台不存在正式的用工关系，任何人都能注册成为骑手。

专送骑手大部分单源由平台分配，但骑手受分包商的管制太多——超时、差评、考勤、因“配送原因”取消订单、“微笑行动”不合格（骑手按系统提示拍视频，用来检测是否由骑手本人配送）。每一项都是扣钱理由。

王鹏现在转成了众包，众包没有系统分配单源，单子大多靠抢，但胜在受的管制少——无须考勤，没有分包商制定的、繁多的扣钱规则。

疫情中的新骑手，过渡的人

谈起同行被确诊，40岁的李伟有些恍惚，“人都活不起还担心（感染）？”

李伟从没把骑手当做自己的正式职业，这只是他低迷时期的过渡。他原有一间小店，卖紫菜包饭，2019年亏损20余万。在此之前的2018年，他在网上赌红了眼，输掉所有积蓄，总共80余万。从那以后头发就开始白，现在不知不觉已经全白了。

李伟老家东北吉林，离异多年，孩子12岁了，至今已两年未见。他今年春节没回家，趁着平台的高单价，高补贴，一个月挣了七八千。3月份单子就少了，一个月只到3000多。

单子一少人就发愁，白天忙起来时，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能让人暂时忘记忧愁，可一到晚上就睡不着了。天通苑7平米的单间里，他总是在半夜半躺着抽烟看新闻，大数据把他的心思摸得透：尽推些“如何发家致富；穷人与富人的思维差别；……”他也爱看。

说不清是真的梦到过，还是把“白日梦”当成了梦。梦境中，他中了彩票，生活是彻底被改变了，总之，第二天不用再抢单了。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2019年仅美团一家的外卖骑手就有398.7万人。据内部人士估算，在美团、饿了么两大平台注册的骑手人数近600万。外卖骑手们撑起了2019年全年约6000亿元的交易额。

疫情期间，很多人和李伟一样成为新骑手。美团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及2020年疫情期美团骑手就业报告》显示，疫情期间，美团平台新注册的有单骑手数达到 33.6 万人。

从1月20日至3月18日，骑手工作吸纳了大量的二产、三产从业人员。新增骑手来源中，排名第一的为工厂工人，占比 18.6%；其次为销售人员，占比 14.3%；排在第三位的是创业或自己做小生意或餐饮业从业人员。

同样是不能失业的一群人，骑手的吸引力就在于手不用停，那么口就不会停，这是其他很多工种所不能比的。

离开的人

李伟把骑手工作当过渡，但暂时还离不开，而春节后，有着五年从业经验的骑手杜强只干了一天就辞职了。

导火索听起来不太严重：当时他手里有5单，要在半个小时内全部送到，送第一单时，顾客硬让他在原地多等了十分钟，后面的单子全部超时了，后果是每单只能拿一半的钱。

索性不干的主要原因还是厌倦了——单价和单量都越来越少，工作和生活的界限模糊。现在杜强在一家教育机构当老师，说是老师，本质上是销售。强在朝九晚五，还有双休日。

五年来，杜强遇到过特别拼的工友。平台过0点有夜宵补助，有人就从早上9:30干到晚上9点，回家休息两三个小时，晚上11:00、12：00之后出来跑夜宵，干到早上5点，然后回去休息，然后9:00再出来…

在李亮的记忆中，3、4年前这样一个24小时的循环能挣2700—-3400元。最近一年减少到1000元了。

但这个强度没几个人受得了。杜强试了一两次，实在熬不住，“整个人都是懵的，得不偿失”——骑车爬楼要有体力，十单里面有四单都要爬楼。而抢单更要集中精力。住公共宿舍的时候，有两个工友出车祸都是因为工时太长。还有一个兄弟，这么搞了半年后住院了，整个人身体都垮了。

离不开的人

根据32岁的张安观察，2017年时，努努力一个月能跑一万五到两万，后来是八九千。当时回山东老家，村里人听说他一月能挣八九千，都使劲儿夸。再后来，单价和单量都减少，虽然没人说，但张安觉得，在老乡面前，这个职业不似从前那么“光鲜”了。

但张安还得做下去。去年，他跟朋友做装修生意亏了八九万，今年母亲双腿要做手术，大概需要十万元，他正为此发愁。

甘肃人杨斌的朋友圈背景是他的结婚照，两个人站得笔挺，都甜甜地笑着。原是厨师的杨斌去年4月被餐厅辞退，从那以后，他开始做外卖骑手。

疫情严重的那三个月，杨斌没任何收入，妻子所在的餐饮业也受波及严重，至今都只拿最低工资，一个月1500元。4月份复工后，他很拼：早上4点到晚上10点，中午休息3个小时。但杨斌表示，就算这样一天也只收入200来元，比2019年少了整整100元。“众包单价低，高峰期一单6-8元，平时一单4-6元。”

不管是午餐还是晚餐，杨斌都坚持骑车近10公里回出租屋做，从他的只言片语中可以拼出一个勤勉、坚韧的丈夫和父亲的形象，“不拼不行，我老婆上个月怀孕了。”

（编辑：映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