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悭一面毛泽东与鲁迅不曾相见
毛泽东主席与鲁迅先生，一个是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一个是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一个是政界领袖，一个是文坛泰斗。除具有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之外，毛泽东亦堪称诗文双馨，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正因如此，毛泽东一生喜交文朋艺友，甚至交谊的文化名人车装斗载，流传有许许多多的故事。然而，对于鲁迅，毛泽东于1934年曾对冯雪峰不无遗憾地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冯雪峰著《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 及至后来，即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这两位世纪伟人终缘悭一面。虽然如此，他们互为知己，神交世纪。毛泽东曾对鲁迅有若干点赞，其中代表性的评价是“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如此“一是三伟大”的定义，足可以说明毛泽东对鲁迅的推崇备至，远远超过对其他文化名人的评价。
“走在一起”毛泽东与鲁迅头像并列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徽章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徽章
毛泽东对鲁迅充满敬仰之情，曾多次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然而，说到毛泽东与鲁迅“走在一起”，却是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今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这次文代会是在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各省势如破竹的进军声中，以及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中华民族历史即将揭开光辉一页的日子里举行的。它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历史的结束和社会主义时期文学历史的开始，即中国现代文学阶段的终结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资料
这次大会十分隆重，是解放区与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的大会师，更是继往开来、总结和动员的大会，在新中国文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据《大会纪要》记载：6月30日，大会举行预备会；7月2日，大会正式开幕；7月19日，大会闭幕式。在7月2日的开幕式上，郭沫若致辞，茅盾报告大会筹备经过，朱德、董必武、陆定一讲话。7月6日，毛泽东到会讲话，周恩来作政治报告。7月19日，郭沫若作结束报告。大会还通过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章程，成立了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全国文联”），选举郭沫若为主席。大会把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作为新文艺的基本方针，号召文艺工作者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旁听证
中南海门前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资料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旁听证
就是在这次文代会上，缘悭一面的毛泽东与鲁迅终于“走在一起”。其标志是，毛泽东头像与鲁迅头像并列成为会议徽记。其徽章为铜质，圆型，直径2.2厘米，内为毛泽东和鲁迅的侧面重迭头像，毛前鲁后。头像上方饰以红色飘带，内缀有“1949”字样。头像左前至右后方，环书有“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15个字，呈半圆形。该徽记由毛泽东提议，表达了他对鲁迅这位时代文豪寄予的情怀，体现了两位伟人高度的时代精神契合，表达了站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理想，使新中国的第一次文代会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中南海门前
据旁听这次文代会的原44军部队文工团团员周翠翘女士（其先生戴碧湘作为南方代表第二团代表参加此次文代会。夫妻同会，一个是正式代表，一个是旁听者，这为会议少见，也是文艺界的一桩雅事）提供给笔者的资料显示，这个徽记除作为出席文代会代表佩戴的徽章外，还作为巨型会徽悬挂于中南海大门和怀仁堂会场中央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横幅标语之下（详见图片）。此外，该徽记还印制于大会的旁听证以及7月2日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独幕话剧（《反“翻把”斗争》《光荣灯》《工人舞》《爸爸参军》）节目单上（详见图片）。由此推测，这次大会所有悬挂物及印刷品均采用了这个徽记。文代会闭幕后，1950年3月出版了由大会宣传处汇编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厚达599页，完整地记录了这次会议，其扉页亦采用了此徽记。从此徽记中，既见证了毛泽东对鲁迅的推崇和对新文化的尊重，又表明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标杆地位和普遍的文化、社会影响。据资料显示，与毛泽东头像并列的人物徽章，在其数十年领袖生涯中罕见，特别是选择了文代会这样一个特定的日子，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
宴请文代会代表
此外， 1950年在上海市召开的文代会和1951年在武汉市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亦采用了毛泽东与鲁迅头像并列的徽章（估计还有若干地方文代会亦采用了此徽记），足见其影响深远。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场景
“走在一起”：原因之所在
写于2020年10月30日
宴请文代会代表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场景
“走在一起”：原因之所在
至于为什么鲁迅与毛泽东头像能够并列并成为第一次文代会的徽记，其原因在于：一是毛泽东对鲁迅著作的喜爱，二是毛泽东对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人格的推崇，三是毛泽东对鲁迅“圣人”思想的敬重。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后，毛泽东不仅为鲁迅治丧委员会成员并题写“鲁迅先生之墓”，而且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联名发表了《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发表演讲，认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毛泽东由此还概括了鲁迅“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的三个特点，并指出：“综合上述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 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毛泽东不仅题写校名、校训，而且还感慨题词。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对鲁迅的评价推向了高峰，即认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甚至倡导：“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
说 明:
本文照片由戴碧湘（1918—2014）先生收藏，并连同其所有藏品（勋章、手稿、书画、信札、文献资料等）、藏书，于近日由其夫人周翠翘及其子女捐赠安岳县图书馆设“戴碧湘文献捐赠馆”。 戴碧湘，四川省安岳县人，革命文艺家、艺术教育家，《抓壮丁》作者之一。1935年开始发表作品，1938年任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党支部书记，1941年任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剧务部主任，1963年任东方歌舞团首任团长，1974年任中央戏剧学院筹建组组长，1979年任文化部艺术教育局代局长。著有《戴碧湘诗文集》，主编有《艺术概论》《文化学概论》（上下集）等。 本文作者汪毅与戴碧湘先生交谊时间长达28年，曾写有《怀念戴碧湘先生》诗十首，发表于《四川文艺报》《晚霞》杂志。
2006年12月12日，本文作者汪毅（左）与曾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戴碧湘（中）
及第一次文代会旁听者周翠翘（右）夫妇合影（汪毅 供图）
及第一次文代会旁听者周翠翘（右）夫妇合影（汪毅 供图）
写于2020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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