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如何理解鲁迅的“立人”思想

              鲁迅与青年（木刻版画） 沈尧伊/作

1918年4月，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诞生在北京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一个月后，署名鲁迅发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性作品。

1933年，已是左翼文学领袖的鲁迅曾这样谈及自己的创作：“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鲁迅“为人生”的文学，他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在当代是否已经过时？毕竟，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鲁迅生活其中的旧中国，如果说鲁迅生活的时代是以中国在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屡遭挫折为标志的，那么，今天的中国正迈步走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应该说，鲁迅在当代的“复活”这一现象本身其实已对上述问题做了回答。对于鲁迅的文学和思想，我们不能简单用环境决定论和时代决定论来解读，而应该致力于认知其中某种恒久的、不断呈现出生机的存在，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立人”理想。而这也是鲁迅在当代“复活”的关键所在。

“人立而后凡事举”

仔细研读鲁迅的文字，我们会发现，他不喜欢体系化、概念化的思考，而是擅长以一种特别的、富于洞察力的文学视角来透视层累的历史和鲜活的现实，从而激发深层的人文和价值思考。

早在1908年，时为留日学生的青年鲁迅就在当时的留学生刊物《河南》上先后发表《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提出“人立而后凡事举”“尊个性而张精神”“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等主张。萌发于此时的“立人”理想，成为后来贯通鲁迅思想的核心线索。今天大家所熟知的“改革国民性”“觉醒”“进化”“真的人”等与鲁迅文学密切相关的词语都是以“立人”为底色的。

“立人”首先指追求个体的精神进化，通过文学翻译和创作来唤醒沉睡的民众。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富强话语和国人对西方物质文明的艳羡，青年鲁迅创造性地将对于进化的信念聚焦在人的精神层面，强调作为个体的人的进化，这一思路可说是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立人”还意味着反抗压迫，追求平等。鲁迅早年思想虽然和尼采哲学有极大关系，但他却不似尼采崇尚强者，而主张“弱者自强”。在列强竞逐、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的年代，鲁迅的这种反潮流显得尤为可贵。

“立人”思想启迪邻邦

鲁迅对于“立人”问题的关怀并不局限于中国，而有着某种世界主义之眼光。甚至可以说，“立人”理念的确立本身很大程度上就同鲁迅对当时世界格局的观察有关，这种观察当然也主要是通过文学来达成。在东京时期，立志从事文学活动的青年鲁迅就对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多有留心，在译介方面用功尤勤。回国后的鲁迅对于苏俄文学、革命文学的关注，乃至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都有着某种世界主义的色彩，蕴含着反抗压迫和追求平等的诉求。

平等对于鲁迅来讲并非简单的物质均等，其首要乃在精神的维度。在为俄文译本《阿Q正传》所作的序言中，他说：“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并且，变本加厉，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使手对于足也不免视为下等的异类。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这种对平等的精神性理解有相当深度，并且为诸多来自弱小民族或后发国家的有识之士提供了理论灵感。

日本学者竹内好曾指出鲁迅思想具有“抵抗”特质，拒绝简单从外部输入意识形态和抽象理论。他进而认为，日本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优等生文化”，恰恰是单向度学习西方列强的产物，是缺乏真正主体性的文化。竹内好的反思可看作是鲁迅精神平等思路的一种重要推论，并且在日本思想界产生了持久深远的影响。

在我们的另一个东亚邻邦韩国，鲁迅的影响同样巨大。早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即被介绍到朝鲜半岛，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具有研究性质的文章。之后，鲁迅的文学与思想逐渐大量传播到韩国，他也成为韩国家喻户晓的中国文学家和思想家。韩国知识圈对鲁迅的接受，植根于自身独特的历史处境，他们更多地关注鲁迅文学的批判特质、面对压迫的觉醒与反抗意识。我们不妨说，鲁迅“立人”理想中所包蕴的对人的主体性和人之平等的强调，已成为近代以来东亚地区乃至广大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普遍性诉求。

“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透过鲁迅的“立人”理想，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在早年发表的文章中，鲁迅曾主张“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但后来，他给人的印象却常是“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印象的形成源于表面的、浅层的认知，并不准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鲁迅对于传统文化的确是有着猛烈直率的批判，但我们不能抽象地脱离历史情境来理解这种批判。应看到，当时鲁迅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带有策略性的，他关心的是在政治革命收效甚微之际，如何从更深层的文化领域寻求路径，打破“铁屋子”，以使新的一代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与他在留日时期关于古今中西问题的抽象讨论是不同的。在鲁迅看来，凡是有碍于“立人”目标实现的传统都应该受到批判：“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就可以寻找到一个阿基米德点而置身传统之外。尽管在南京求学时期就深受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影响，鲁迅却对进化的必然性抱有审慎的怀疑；尽管借狂人之口发现了传统“吃人”的秘密，他却并不以为觉醒是简单的事。而鲁迅在《野草》中的“抉心自食”更是一种深陷矛盾无法突围的经典文学意象。很多学者都曾注意到鲁迅在面对传统时的“悖论式心理体验”，并强调鲁迅历史“中间物”定位的悲剧性和深刻性。我们还应看到，鲁迅并未简单沉迷于自身的悖论式状态及其所带来的文学深度，在经历过国民革命的失败和“革命文学论争”后，他开始走向左翼革命阵营，力图寻求一种新的组织化力量以促成制度变革。只有确保生存、温饱与发展的制度得以生成，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界在面对传统时所产生的悖论式状态才能得到有效的消弭。这便是从“文学鲁迅”到“革命鲁迅”的逻辑。而这样的逻辑转换背后，“立人”理想无疑是最关键的动力源。

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我们对自身的传统文化有理性的认识，今天的时代已不同于鲁迅生活的时代，我们已经初步完成了现代国家构建的任务，并且也越来越认识到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于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作用。鲁迅基于“立人”理想来解读传统的思想路径既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传统的复杂性，也促使我们认知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一任务的艰巨性。另一方面，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之际，鲁迅以“立人”为核心的文学对于“平等”的关注，以及其超越国界的普遍性价值取向，理应在我们生活的时代被激活，成为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
       作者：孙鹤云（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钟诚（山东大学亚太研究所研究员）
                                   编辑：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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