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将入学资格与房产面积挂钩的情况，此前已在深圳、菏泽等多个城市先后曝出，屡屡引发社会讨论。而在具体房产面积门槛的设置上，各地的标准也不统一。在最新这起事件中，“0.96平方米”这个极其微小的差距，进一步放大了入学资格与房产大小挂钩的不合理，也难免让人产生“财富决定命运”的负面联想。

平心而论，一些地方设置此类门槛，出发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为学区房炒作降温。以温州为例，此前曾出现过8.6平方米的学区房售价超过百万元、35平方米学区房单价达到惊人的12万元/平方米等新闻。“买房不为住，只为买学区”的情况，既扰乱了房地产市场，也制造了社会焦虑。有关部门出台政策试图遏制学区房炒作乱象，也确实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

制止学区房炒作固然必要，但在实施中还需认真辨析：在房屋面积上画线设槛，对抑制学区房炒作的作用有多大，会不会伤及无辜？据报道，该地区教育局划定“20平方米”底线是在2021年5月，但在当年年底，率先回暖的仍是“老破小”学区房，只不过最受欢迎的户型变成了20-50平方米。这从侧面说明，将入学资格与房产面积挂钩，对抑制学区房炒作效力有限，更多是限制了购房面积的大小。

另一方面，在这起事件中，孩子不能就近入学的当事人，已经在此居住几十年，孩子也落户于此。这些事实说明：当事人和学区房炒作无关，却不幸被新政策所伤。如果仅仅以房屋面积大小作为能否入学的标准，限制的很可能不是炒作学区房者，而是同一学区之内相对贫穷的家庭。

需要强调的是，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出台此类政策，要经得起法理和程序的审视。比如，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房产面积在20平方米以内不能就近入学”，是否与法律规定的原则相冲突？相关规定的出台，是否有法律的明确授权或者相应依据？

结合市民诉求和教育部门回应，不难看出，就近入学问题的症结，还在于各地优质教育资源的紧缺。教育部在2022年工作要点中提到，要全面落实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和“公民同招”，指导各地完善学校划片政策。北京等多地推进的教师轮岗制度；长沙、合肥等地实施的优质高中指标生计划，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务实之策。各地还应通过优化考试选拔机制、推动优质师资覆盖和扶持教育薄弱环节等方式，积极填补教育资源缺口，从根本上促进教育公平。

  在教育公平问题解决路径日益明确的当下，再将入学资格与房产面积挂钩，恐怕已经不合时宜。此前，菏泽和深圳设立房产面积门槛的学校，在引发舆论质疑后都取消了相关政策，也印证了这一点。促进教育公平，既要做好教育资源的“加法”，也要对不合法、理、情的管理思维和政策制度做“减法”。

(编辑：映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