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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进入“全域静态管理”以后，80后视障者杨欣才仅在电商平台尝试着抢过两次菜，读屏软件还没读到购买入口时，菜就已经抢完了。

  之后，杨欣才直接或间接询问了56位视障朋友的情况，其中，20%是上海人，80%是外地人。

  这里面，5%的视障者是老年人，他们之中只有半数人会使用手机，且有一个共同的感受：疫情之下有困难，困难在于买不到物资。来自上海本地的视障者仇威表示，视障者本身面临的处境可能不至于那么难，但疫情下稍微叠加一些其他因素，比如独居、年迈、数字鸿沟等，困难就被放大了。

  据统计，上海视障残疾人约有9万人，其中，全盲的约有3万人，这还不包括像杨欣才这样外地来沪的人。从全国来看，这一群体的数量更为巨大。中国残联2021年2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年末，我国视力残疾有1263万人。疫情之下，他们中有些人仍在困境中挣扎。

  “要能走通”

  社区封控的第三天，杨欣才对吃饭的忧虑就加重了。当时，家里的绿叶菜见底，盐和蒜只剩一到两顿的量。

  此前，他曾与妻子商量储存一些物资，妻子表示，“不用，咱们兜里揣着钱，不可能买不到东西，这是上海。”杨欣才点点头：“有道理。”封控第四天，杨欣才盘点了家中的余粮，并精确规划了每一顿的量。同时，他和妻子下载了多个App抢菜，几天下来，均无所获。

  幸运的是，邻居找到了菜源，大家一起通过“拼个骑手”把物资运进了小区。杨欣才花费265元获得了5桶泡面、6个番茄、1公斤猪肉、30个鸡蛋和1包盐，拿到物资的一刻，他已经想出了鸡蛋的四种做法。随后，杨欣才把两桶泡面和两瓶汽水，其中包括一瓶当时的“硬通货”——可乐，送给了合租房次卧两个平时不做饭的小伙子，杨欣才担心他们“断粮”。

  后来，杨欣才发现，周围70%的视障人士的处境似乎不如他。

  杨欣才了解到，上海一家盲人按摩店通过社区团购了30-40斤猪肉，肉到之后，志愿者却联系不上店里的人。原来是这些视障人士得知猪肉价格升至40元/斤了，他们又不好意思跟志愿者说：吃不起。后来，志愿者给杨欣才发了一个信息：肉的事情解决了。店里的师傅告诉他：肉送来了，没要钱。

  杨欣才想改变。于是，他便在网上发布了《身处上海的盲人抢不到菜的真相》一文，呼吁人们关注这个群体。他在文章中写道：“不论是抢菜App或是在微信群里接龙团购，不够友好的无障碍设计都是阻碍视障者无法抢到菜的重要原因之一”。

  随后，不少爱心人士找过来，有人想帮忙买菜，也有人捐物资，还有一些人更直接：想给钱。杨欣才说，“虽然可以用钱买物资，但因为没有管理善款的经验，我就拒绝了。”

  与此同时，他还做了一些表格，收集视障人群所需的物资，并寻找可靠的解决渠道，让双方对接起来。每个渠道杨欣才都会先测试是否真的能用。他说，“我给他们提供的渠道必须得要能走通，不然，给他们希望了，他们努力去联系，最后没有成功，是很难受的。”

  起初，杨欣才建议一些有困难的视障人士拨打12345热线求助，他发现，有人打了两天也未打通。

  当刷到某个企业捐赠蔬菜的消息时，杨欣才就会把这些消息转给缺菜的视障人士。他发现，有人花费一整天打通了电话，对方却表示：对不起，蔬菜已经发完了。

  测试时，杨欣才发现一些电商平台针对老幼病残人群的绿色通道“走不通”。在确认人员类别后，平台便跳出一个让视障人士填写所需物资的表格，提交成功后便再无消息。第二天，客服打来电话，让他打开该应用主页，点击跑腿。杨欣才表示，这样的说，反而多了一道程序。

  “两边都不管”？

  相较于视力更弱的太太，居住在上海浦西区的仇威，眼睛还有一点光感，所以，他面临的困难主要不是购买物资，而是获取信息难。他说，“信息少了我就比较容易焦虑。”

  平时，仇威所在的小区会通过广播发布封闭小区、核酸检测等关键信息，也会通过微信群、小区公示牌等发布一些信息。有些信息仇威知道时已经晚了，或者有些信息他根本无法获取到。

  比如，他并未得到商户会提前关门的消息。3月31日上午10点多，他出门买了速冻馄饨、干木耳和一些水果，这也是他在上海封控前最后一次买到物资。当日下午两点多，他再出门购买物资时，周围的商户已经停业了。

  此前，街道盲协群里发布了一个PDF文件，主要是通知盲人朋友们做核酸检测，以及请基层残联想办法帮助有困难的盲人。

  仇威说，盲人朋友一般无法直接通过读屏软件读取PDF文件的内容。另外，文件中没留联系方式，他想寻求帮助，也不知道找谁。

  他知道，视障者并不希望被特别照顾，而是希望在信息获取方面，社会能考虑一下视障人群的不方便。“如果为视障人群提供了无障碍的便利，即便我们操作起来可能慢一点，但我们却能跟其他人一样，靠自己去完成。”

  仇威也加入了“抢菜大军”，但他常常因无法及时了解电商平台特供上海的商品或者无法及时获得社区团购的信息，错过一些机会。仇威的父母也是上海的视障人士，没有与他们住在一起，他们面临一个共同的情况：实际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并非同一个地区，无法获得当地残联的帮助。

  对于残疾人来说，残联就像他们的“娘家人”，有问题第一时间就是想到找残联。

  一天，仇威从朋友那里得知，残联正在为残疾人发放物资。因为父母年纪比较大，眼睛不方便，仇威希望能帮父母申请一些。电话打过去后，仇威被问到户籍所在地，对方回复他的意思是，“不在户籍所在地，这个情况我们帮不了你。”仇威又询问了父母居住地的残联，得到的回复是：“不是我们区的人，名单上没有。”在仇威看来，“两边都不管。”经过多次申请，户籍所在地的残联将其父母的信息转给了父母居住地的残联。后来，仇威的父母拿到过一次残联发放的物资。

  不要在“一个很深的入口里面”

  仇威告诉记者，像他这样的视障人士在登录网站或使用应用程序时，便利程度只能达到普通人的60%-70%。他希望，可以有一个简便、无障碍的界面，来收集视障人士的需求，让他们可以便捷提交信息，而不是跟一些网站或App一样，“在一个很深的入口里面”，需要点击多次屏幕，才能找到界面，“可能我们无法及时找到甚至找不到这个入口。”

  事实上，这段时间，上海市残联一直在对包括非沪籍残疾人在内的残疾人进行排摸。其中，上海各区残联对69家工商登记注册的盲人按摩机构进行了专项摸排。根据上海市残联掌握的信息，目前被困上海的非沪籍视障人士有800多人，要求各区残联将其纳入属地基本生活保供范围。

  对于居住在住宅区内的非沪籍视障人士，由居村委会予以重点保障；对于居住在商务楼、宾馆内的非沪籍视障人士，由街镇残联协调物业公司、宾馆运营单位提供必要生活物资。据初步统计，截至目前上海市已累计向盲人按摩机构发放千余批次生活物资。

  民政部、中国残联近日联合印发通知，从5月15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申请“全程网办”服务，这是对“跨省通办”申请方式的重要补充，这也意味着很多在沪的外地打工人申领这两项补贴将实现“一次都不跑”以及“不见面审核”。

  杨欣才觉得，现在很多人不太缺菜了，但下一个问题来了，“停工停产期间，视障人群的经济状况相当脆弱。”这也是杨欣才当前面临的困境。

  个别小型盲人按摩店的按摩师在没收入的情况下，需要自掏腰包买菜。杨欣才表示，虽然他们吃得起菜，但一些年长的视障人士可能就是在掏“棺材本儿”了。

  上海市残联关注到了这一问题。相关负责人表示，上海市以及各区残联与盲人按摩师的用人单位加强了沟通联系，督促他们承担起视障员工基本生活保障的责任，帮助他们共渡难关。

  杨欣才了解到，上海一位盲人按摩店的店长一直被隔离在店里，除了需要支付常规的房租、水电费等外，每天还要掏钱买菜养员工。加上他家里两个孩子的花费、妻子正怀着三胎，花销很大，店长无奈地和杨欣才诉苦。

  此前，上海市残联呼吁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伸出援助之手，帮助视障人士安全度过疫情封控期。杨欣才还关注另一个问题——长期封闭可能会给一些视障人士带来的心理问题。他坦言，自己其实是一个十分乐观的人，但极偶尔的情况下，也会产生一些负面情绪。

  一个好消息是，从5月16日起，上海分阶段推进复商复市。杨欣才、仇威他们都在等待店里重新开张的那一天。

 (编辑：映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