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浙江股民胡邦伟收到一笔6.19万元的特殊转账，名目为“上海A股先行赔付款入账”——去年，他参与了一起“中国式”证券集体诉讼。

胡邦伟是一位资深股民，股龄20多年，投资战绩整体盈利。他在打新股前会阅读招股书，持股过程中会阅读上市公司定期报告，认知理性，情绪稳定。用他自己的话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炒股是炒股，生活是生活”“股市资产占比不到20%”，可以算是一位模范级股民。

但是，运气这件事不好琢磨。

2015年、2022年，胡邦伟先后遭遇了华泽钴镍、泽达易盛两起财务造假案件。

其中，前一案从2015年证监会立案调查开始，经历行政处罚、刑事立案、退市处理、民事诉讼等多个环节，直到2021年6月方才终审判决。以胡邦伟参与的民事诉讼受理至终审计算，也有两年多时间，胡邦伟账户损失8万余元，获赔金额3000元出头，比一审（判定结果）还少了七八千块。

后一案则在上海金融法院、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协作下，由普通代表人诉讼成功转为特别代表人诉讼，并最终调解审结。从法院受理普通代表人诉讼至审结仅8个月，从转为特别代表人诉讼至审结仅5个月，胡邦伟账户损失11.2万元，获赔金额6.19万元。

财务造假为祸：

从股价80多元补仓到20多元

胡邦伟本是在科创板初期打新中签的“幸运儿”。2020年6月，他以19.49元/股的价格中签泽达易盛新股。泽达易盛上市首日，股价一度突破80元，这次中签原本应给他带来两三万元的盈利，但公司的虚假陈述彻底改变了事情的走向。

“我看了招股书，觉得业绩和成长性都过得去，所以新股没卖，反而是一路在买。”作为一名根据信息披露进行决策的资深股民，胡邦伟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深恶痛绝，也正是公司的虚假信息披露，导致他随股价下跌一路补仓至2021年四季度。“虽然公司利润确实下降了一些，但是股价跌幅更大，算算估值在当时也不算高，所以继续补。”

胡邦伟补仓后期，泽达易盛股价已经一路跌至20余元。其在这一只股票上的总投入也达到13.05万元。

“股价上上下下都正常，只要公司客观陈述，行业出现波动、经营出现问题，这些后果我都是认的。但是我们只能靠招股书、定期报告来判断公司，如果你连这些东西都要造假，这就说不过去了。”胡邦伟说。

由于担心过早清仓影响后续索赔，胡邦伟直到2022年四季度泽达易盛公告将因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后才清仓股票，此时股价已跌至6元多。对账单显示，这笔投资总的损失达到11.21万元。

特别代表人诉讼：几乎零成本的维权历程

由于有过一次维权经历，胡邦伟在清仓股票的同时，已经开始关注民间组织的维权动向——尽管他对上一次维权经历不是很满意。“华泽钴镍那次，要找到律师签委托书；要取证，去证券公司拉交易流水、盖章；律师需要出差办案，这个差旅费用要我们这些维权投资者垫付；索赔成功了，要给律师20%作为律师费，毕竟人家付出了很多劳动。整个诉讼的时间确实也很长，前后有两年多时间。终审判下来的3000多元赔偿款，相对于我8万多的损失，我是不满意的，但是上诉还要很高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想一想觉得犯不上，那就算了吧。”胡邦伟说。

彼时胡邦伟不知道的是，为配套保障注册制改革推进，我国资本市场法治体系进行了一次重要迭代，其中一处革新，即以新证券法施行为标志，在资本市场领域确立了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这就是“中国式”集体诉讼制度。

简单来说，“中国式”集体诉讼制度要经过两个程序：一是法院要成立一个普通代表人诉讼（普通代表人诉讼，即法院受理后公告征集同案受害者，投资者表明态度参与诉讼）；二是普通代表人诉讼公告期间内，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特别代表人诉讼成立后，通过登记结算机构调取全部同案受害者名单提交法院，法院审核后确定最终的获赔投资者名单，投资者无需表明态度即视为参与诉讼，所谓“默示加入，明示退出”。

胡邦伟的亲身经历说明，这次确实不一样了。

“取证不用自己去取了，所有原始交易持仓信息交易所和登记结算机构都有，什么都不用做，直接给你取好证；一分钱也不用垫付，律师这一端的费用应该是投资者服务中心支付了。”胡邦伟说，“最重要的是，因为投资者服务中心、上交所、中证登等单位的介入，我想各个方面对这个案子都会非常重视。转为特别代表人诉讼后五六个月就调解结束了。”

“我全程几乎没干什么事。”胡邦伟说。

“中国式”集体诉讼：获赔人数从12名到7000余名

在此案中，相比胡邦伟的“无感”，更“无感”的应该是天津投资者田润平。

田润平是一位刑诉律师，股龄15年，他的投资思路是“少看账户”。因为工作较忙，每当自认看清一类资产的中长期趋势后，他就买入股票并持有，一年也看不了几次账户。这种客观上减少出手次数、过滤日常噪音的投资方式，加之对资产走势的独到见解，让他在15年漫长的股市投资中实现了整体盈利。

但这种淡定的投资方式，也给他带来了麻烦。

“我中签了泽达易盛新股，上市首日卖了一半，后来工作一忙就忘了卖。等再打开账户的时候，发现股价跌下来了，就补了几次仓。”田润平说，他直到公司退市也没有卖出股票，对证监会立案调查、行政处罚的过程也没有仔细关注。

该案普通代表人诉讼阶段只有12名投资者向法院提起诉讼，待到案件转为特别代表人诉讼时，由于“默示加入，明示退出”机制的存在，有望获赔的投资者数量从最初的12人增至7195名适格投资者。7195人共获赔2.85亿元，最高获赔500余万元，人均获赔3.89万元。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我做的事情。”田润平回忆。

换句话说，此案中符合赔偿条件的投资者，只要没有明确表示“我不要赔偿”，就可以什么都不做，等待赔偿款最终到账。

尽管自称“投资门外汉”，但作为法律专业人士的田润平，还是高度评价了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的设计和执行：“第一，我认可这个路径。对赔偿结果，肯定有满意的，有不满意的，但能找到全部（适格）投资者，让大家获得赔偿，这就是个好路径。”

“第二，我认同官方机构的加入。我作为普通投资者，感觉投资者服务中心、上交所是官方机构，也是有公益性质的机构。它们的介入，不仅会打消投资者的顾虑，也会更容易获得法院的认同。”

“第三，我认可执行结果。我也听说一些案子，告赢了很不容易，执行更不容易，到最后赔不出钱来你也没办法。但是这次案子，因为上海金融法院、投资者服务中心、上交所等机构的介入，各方都非常重视，像保荐机构、律所、会所等中介机构，都主动拿出资金赔偿，这是很实际的结果。”

“第四，我认可这个速度。有早一年获受理的案子，到现在判决还没下来。这个案子，拿我们天津相声大师马三立的段子说，是‘赶上这拨了’。”

“中国式”集体诉讼这样落地

关于建立投资者集体诉讼制度的建议最早出现于2000年前后，随着实践的深化，20年后终于写入了证券法。202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发布，从司法解释位阶、司法实践角度，为法条设计的制度落地提供了明确路径。当然，在实际落地的过程中，还有大量空白需要填补。

同时，作为一项涉众涉财的全新制度，如何最大程度地包涵和便利投资者，既在法的精神中，更在法的实践中。投资者服务中心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最大的特色是“默示加入，明示退出”，投资者无需支付费用、无需经历诉累，即可享受特别代表人诉讼成果。投资者服务中心启动特别代表人诉讼须获得50名以上投资者的特别授权委托，为满足该前置条件，投资者服务中心依托中国投资者网开发投资者公开征集系统，同时为便利投资者参与征集、提交相关材料，专门开发了微信小程序，投资者通过手机扫码就可以完成资料提交、人脸识别。在泽达易盛案中，为更好倾听投资者声音，在中国投资者网增设了专栏接收投资者意见、建议。案件赔偿款发放阶段，投资者服务中心致函100家证券公司，请其告知投资者赔偿款的到账情况。同时，一直保持畅通400热线电话为投资者答疑解惑。

上交所投资者服务部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集体诉讼制度在本土市场能否茁壮成长，不仅考验立法者和监管者的智慧，更取决于权益被侵害的广大投资者能不能拿到真金白银的赔偿。在康美药业、泽达易盛两单特别代表人诉讼推进过程中，上交所立足一线监管职责，在做好信息披露监管、保障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同时，力求与投保机构形成制度实施合力。在规则制定方面，充分体现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宗旨。

例如，在上市规则中明确代表人诉讼为应当及时披露的重大诉讼，因上市公司欺诈发行、虚假陈述等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导致证券群体纠纷的，公司应当积极通过证券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等方式及时化解纠纷，降低投资者维权成本。在畅通诉求处理渠道方面，通过投资者服务热线、接待来信来访等形式，接收投资者对上市公司、证券经营机构等市场主体的投诉、建议和举报，便利投资者行权维权。在制度宣传方面，通过在官网、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布通俗易懂的投教微课、广播、长图等材料，帮助投资者更好地懂法用法。“特别代表人诉讼发挥的作用更重在示范引领，在上市公司退市常态化的背景下，上交所面对广大投资者更注重‘授人以渔’，鼓励投资者加强自我保护意识，通过向投保机构、行业协会等公益机构请求专业调解等方式化解纠纷。”上述负责人说。

《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新“国九条”）指出，“必须始终践行金融为民的理念，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更加有效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新“国九条”明确，到2035年要“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资本市场，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强调“健全退市过程中的投资者赔偿救济机制，对重大违法退市负有责任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管等要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新“国九条”提出的要求、目标和工作部署，为下一阶段资本市场投资者权益保护救济指明了方向。

投资者的“中国式”隐形契约

投资者对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的期待非常高，这也凸显了新制度的巨大生命力。

“为什么出现问题时，我希望官方机构介入？”胡邦伟说，“我不清楚这些机构的具体性质，在我看来都是官方，或者都是行政机构的延伸。虽然从现实讲，不可能每个案子官方机构都管得过来，但还是希望官方机构更多地管，更多地介入。老百姓相信市场、参与市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政府信誉的背书。”

“我觉得老百姓愿意进入市场，实际上心里存在着与官方机构的隐形契约，所以当有问题发生时，还是要官方机构介入和负责任。这是我国市场和欧美市场不一样的地方。”胡邦伟说。

田润平也表示，泽达易盛的特别代表人诉讼，为投资者维权提供了一个金融司法实践的范本。从对未来的期待看，作为法律专业人士的田润平希望官方机构有更深的介入。

“当然我也清楚，官方的资源是有限的，不可能每个案子都参与。但是现阶段，我还是希望每出一个案子官方都能介入，坚持一段时间，让违法者不再存在侥幸心理，后面的案子可能会越来越少。”为此，田润平建议大力充实投保机构和交易所投保岗位的人力和资源投入。

进一步充实力量，更多介入投资者权益侵害案件，压实违法者赔偿责任，从速有效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特别代表人诉讼作为特色鲜明的“中国式”集体诉讼设计和实践，将逐渐成为保障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力武器，对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